1.郑树森：《文学地球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10元。厚厚的一册，529页，才10元，还是很值的。

2.舒芜：《牺牲的享与供》，上海书店出版社，5元。算算只有二折，真便宜啊，都说“犹大”有学问，最近连买他两本书，想看看。以前曾错过他的口述自传，挺后悔的。每次看到他的名字，总想到王开岭那句沉痛无比的质问：“难道连犹大的血，也白流了吗？”

3.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经历”》，10元。并不便宜的，而且我早有电子版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买。

4.邹霆：《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8元。这本自然不会有未删节的自传和另一本传记强，不过这个价格还是便宜的，想都没想就要了。

5.《盛成文集（学术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6元。其实对盛成并不了解，到现在也不了解，只依稀记得此公是很有学问的人。这套书，看见放在架上多少年了，一直没能卖完，译文卷似乎终于被人买走了，剩下这卷。翻翻内容，古典到西洋兼容并包，价又廉，于是拿下。

6.《迟来的封赏——上海书评第1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6元。这套东西挺诱人，其实跟《海上风丛书》的风格相类似，大概能算是海派吧。只是来源不同，且不是以作者专辑形式出现，反而另有一番味道。一直想买几册，这本便宜啊。

7.康正果：《生命的嫁接》，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8元。康的书，没有纸质的，要收一册。

8.山东省档案局编著：《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南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13元。不便宜，但越来越发现，这些第一手的东西，真是值得关注——虽然也肯定是被处理过的，不过比之于其它，真实性依然算是很强的吧。

9.胡发云：《隐匿者》，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14元。这是今日最大斩获——不仅价廉，而且居然是作者的题签本，居然还是题赠白桦老先生的：“白桦老师雅正 发云乙丑立夏”。真是检漏啊。看到此书红色扉页上的字，我都已经笑出声来了，呵呵。

10.李景先、田万钟、吴洵高：《于子三运动》，浙江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5元。这是今天买的最贵的书，印数少，才2000，也算值吧。

11.《胡风遗稿》，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8元。也不便宜，想了想，还是拿了。

12.李零：《放虎归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随便翻翻吧。

13.曾庆延：《北大荒日记（1958—1959）》，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6元。“右派”改造日记，也不贵，还是值得买。

14.《汤因比论汤因比》，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5元。三联文库世界经典随笔系列里的一册。

15.余华：《高潮》，华艺出版社2000年版，3元。作者的音乐随笔，在读书上都连载过的。以前读过电子版，便宜。

16.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元。真是便宜。

17.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3元。

18.霁楼：《革命文学论文集》（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影印版），上海书店1986年版，10元。又是一册这个系列的。

19.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罗马俱乐部的思想和活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4元。面向世界丛书里的一册。

20.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一版2印，4元。那么便宜，也算检漏吧，手边正好没有李泽厚的书。 

21.《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0元。里面有些很有看头的文章。

结账时刨去零头，实付150元，真是不贵。

8.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影印版），1982年版，9元。

9.郑振铎、傅东华编：《我与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影印版），1984年版，16元。

10.林语堂：《大荒集》（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影印版），1985年版，21元。

11.陈哲衡：《小雨点》（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影印版），1985年版，9.5元。

12.徐訏：《鬼恋》（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影印版），1988年版，6元。

13.《郁达夫文集（第六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3年版，2元。

14.傅振伦：《蒲梢沧桑——九十忆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4元。

15.张耕华：《人类的端详——吕思勉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6.5元。

16.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7元。

17.《卡夫卡文集(第四卷)》，祝彦、张荣昌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5.5元。

18.舒芜：《平凡女性的尊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完）

近日书账

导演是夹边沟受难者的孩子，执导的影片还包括《铁西区》、《和凤鸣》等。

推介：立人乡村图书馆特别项目之当下艺术图书馆

暮色薄大地，憔悴苦斯民。

豺狼聘效邑，兼之惩尘频。
悠悠道路上，白发污红尘。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陈独秀

      又逢一年清明时，这已经是陆兰秀先生身后的第四十一个清明了。

在此刻，一个春天的清晨，阳光透过书桌背后的窗，正肆无忌惮地照进屋子，屋里的人也就随之整个地沐浴在了它的光芒里，真是有些奢侈。朝远处眺望，可以清晰地看见一组组被玻璃幕墙外壳包裹着的、通体发光的高楼群和宽阔平整的高架路。再远处，则是醒目的巨幅广告牌和大型超市的穹型屋顶。四十一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似乎一切都变了，变得让当年的人们无法想象了。

四十一年前，也就是在这个春意浓浓的时节， 陆兰秀已经开始了她正式的囚徒生涯。更确切地说，这段旅程早在此前两年便开始了，只是那时还不算“正式”的囚徒罢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段生涯竟然会是如此地短暂——仅仅三个多月后，她便解脱了，彻底地、永远地。

回望那个时代，“位卑未敢忘忧国”者其实也并不少，尽管比之于整个国家的人口基数，其数量实在不如沧海之一粟。可是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在那个年代因反抗bao zheng而殉难的群体中，竟然几乎找寻不到学者的身影——这大概也堪称奇迹——而 陆兰秀先生可能是唯一的例外。

这位书香门第出身的图书馆学家，一生博览群书，通晓四国外语，有译著行世，其亲手创办的中国首家科技图书馆，曾受到钱三强等著名科学家的赞许。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当年由于一个看似偶然的因素而介入政治，她极有可能会选择象牙塔里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她看起来又天生是一名“介入型”知识分子，这一特质早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有了突出的显露。而如果说在1949年之前，知识分子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试图以介入政治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在此之后，身为知识分子、尤其是所谓“国统区”知识分子，即便早已是同路人，似乎也只得完全被动地接受从心灵到肉体长期被改造的痛苦命运。这既是国家权力本身对改造对象提出的要求，又因政权运用强力所作的动员组织而演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认同。到了最高权力出于克服自身“危机”的需要，将这种做法连同其背后的社会心理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时，陆兰秀作为一个坚持自己原初政治理想的知识分子，其个体与整个社会的矛盾和由此产生的张力就变得不可避免了。无论怎样，她是不会认同她所生活的时代的。

诚然，有很多人都不认同那个暴虐的时代，而且在当时就不认同。然而真正以行动来捍卫这种不认同的态度，乃至选择了反抗的，又实在是少之又少。其中缘由及其复杂，当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在此不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少之又少的人中间，以年轻人居多，这本也十分自然，毕竟年轻人的性情和现实生活条件更易于使他们倾向于反抗。然而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是什么让这位早已不再年轻的学者作出了如此义无反顾的选择？

事实上，姑苏历来不乏反抗bao zheng的传统，古代便有五人墓，现代亦常出现才华横溢、性格刚烈、好言政事的女子，比如彭令昭（林昭），又如彭子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古城苏州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集中孕育出了一批这样的杰出人物。

在传统文化中，反抗bao zheng 从来就是具有政治合法性的行为，是一个民族的道统之所在。亚圣孟子早就有言：“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大半生传统文化断代之前的生活经历，相信早已在陆兰秀的身上养成了一股气脉，让她即使在面临灭顶之灾时，仍然可以沉着地作出惊天地、泣鬼神的选择。

写到这里，还想说说一个已经被很多人注意到的现象：女性在对自身观点的捍卫上，可能比男性显得更为坚忍不拔，也更义无反顾。这可能是因男女心理结构的不同造成的。值得注意的还有另一个同样与心理差异相关的现象：与男性通常习惯凭借理性的思维方式不同，女性在选择反抗时似乎更多倾向于诉诸感性。正是在这一点上，陆兰秀先生又显现出了她的与众不同之处。

通读她长约十三万字的狱中文稿就会发现，其中的绝大多数文字都是在试图以说理的方式表述其政治观点或愿望，平和而富于逻辑，且常常引经据典，极具说服力。考虑到所有的文稿都是在“牛棚”中完成的，几乎没有任何资料可以查阅，作为读者的我们，大概都不能不对作者本身的理性思维水平之高表示钦佩。这一点在同时代的女性反抗者中尤其堪称‘异类’，个中原因多半要从作者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中去寻找。陆兰秀先生曾是武汉大学化学系和经济系的高材生，以后又长期从事与科技相关的翻译和图书情报工作，这层背景可能使得她比之别的女性更长于理性思维，在提出问题、阐发观点时具有更强的逻辑性，更为游刃有余，论述问题也常常是既尖锐又充满理性。这是她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是她文字的力量所在。

此刻，我依然端坐在桌前，想为这篇不长的文字写下一个恰当的结尾，而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还应该再说些什么。隔着我背后的玻璃窗，能够望见的所有那些现代化设施，比之于世界各地的大都会毫不逊色。这个城市的现代化、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似乎都毫无疑问地需要建立在这些设施之上。我们的生活比之于四十多年前，也发生了前人难以预料的戏剧性变化。

然而，这些就是全部了吗？

1．当反讽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它可能变得越来越有想象力、越来越受人青睐，但同时这也不可避免地使它就此慢慢丧失掉原有的尖锐力量，蜕变成为一种虚无游戏。

2．在中国当前语境下，反讽依然有着它不言自明的积极意义：在反讽中，人们得以避免、至少也是减少Kisch(刻奇)的侵扰，或者获得对抗它的力量；在反讽中，可以找到部分的真相（尽管常常是明显带着叙述者个人情绪的、而且转发者也常常是不假思索地——不一定是不负责任的）；在反讽中，我们纷纷找到了情绪的发泄口，在此艰难时世中，让自己的内心达致一种动态平衡；。

3．围脖上的反讽可以成就什么？很难，但仍不妨一试：这是迄今为止，民众凭借个体就能拥有的最现实的对抗性力量。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反讽被众人读懂而获取会心一笑，他将受到鼓舞，觉得自己不再是孤单的，而当很多人都意识到自己不再孤单的时候，个人原子化的局面就已经被打破了。

4．不太认同张耀杰先生在《政法往事》的书评中对钱端升先生的评价。单一的道德评价的盲点在于，它强调了整齐划一的标准而忽视了每一个人个性、处境的丰富差异。具体到这件事来说，一来人总是自利的动物，作为钱，在新时代渴望获得一个体面的地位，实也许可厚非；二来没有人真正了解当时的钱端升究竟承受着多大的心理压力，不过由其周围人大致相似的作为当可推想压力的程度；三则即使没有压力，中国世人总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开头他或许真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时候到了？最后，文人之间的互轻向来不绝，我们并不知道之前钱对蔡这个人的看法，又如何能判断他就一定是“转向”而非借机发泄之前业已存在的不满情绪呢（即使蔡已作古十多年）？总之，事到如今，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抛弃品评人物时那种非此即彼的思路。仅凭一点不太充分、至少是不一定能说明作者本意的材料，就随意论断前人的处世和人品，总会给人一点缺乏底气的感觉。不过，话说回来，由此，也由太多类似故事，也许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对于以思想、学术这些本质多元的事物立身的知识人而言，与强调一元的权力结盟，把实现个人抱负的希望寄托于权力的青睐，总是极不可靠的。

　　这是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的引言中特别提到的一首诗。这样的场景足够可怕，茫茫黑夜，就像行走于《大逃杀》里的荒岛之上，到处都是虎视眈眈的敌人，暴力无所不在。

　　“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混战”，听起来很让人痛心--痛心于“混战”，也痛心于“无知”。而后者往往是诸世纪发生于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的根源。人类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会为观念而战的物种，而很多观念无异于人类自取灭亡的捷径。

　　在该书中，阿马蒂亚·森提到单一身份认同可能带来的社会冲突。据阿马蒂亚·森的理解，全球范围内潜在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基于如下假设，即可以根据宗教或者文化对人类进行单一的划分，而这也是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的致命伤，它不是发现了冲突，而是助长了冲突。

　　“世界上的大多数冲突与暴行都是由某一看似唯一的、没有选择的身份认同而得以持续。煽动仇恨之火总是乞灵于某种支配性身份的精神力量，似乎它可以取代一个人的所有其他关系，并以一种很自然的好战方式压倒我们通常具有的人道同情和自然恻隐之心，其结果或是朴素的原始暴力，或是在全球范围内精心策划的暴行与恐怖主义。”（《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

　　“没有选择的身份认同”阿马蒂亚·森论述的关键，这种单一身份认同不仅削减了人类的丰富性，而且制造了大量族群对立。笔者要强调的是，“没有选择的身份认同”本身便暗藏着一种暴力。而这种隐性暴力有的是外界强加的，有的则是自我施加的。

　　先说外界强加的单一身份认同。比如“犹太人”概念之于纳粹分子，“图西人”概念之于手举砍刀的胡图族种族主义者。同样，在中国盛行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当“地主”成为单一的身份认同，它同样制造了许多悲剧。当一个人被强力标签为“地主”，成为被批斗的对象，他身上所有其他关系或者身份便消失了。他不再是一位父亲、儿子或者丈夫，不再是乡亲邻里，甚至也不再是劳动者。他只是“寄生虫”、“剥削者”等污名的集合体，其他归属关系的消失使他失去了本该属于他的一切救济渠道与同情心。在那些极端的年代里，相关的简化还包括“黑五类”“汉奸”“卖国贼”等等。通常它们都具有一种道德上的排他性或者对立性，成为被驱逐的对象。要想在一个人身上施加暴力，没有比赋予他一个单一的身份，一个与众不同的标签，比如“敌人”更容易做到的了。

　　即使在今天，这种“没有选择的身份认同”仍然大有市场，或者至少令人担忧。比如若干风尘女子被抓，当她被警察拉去游街示众的时候，她们的身份便只剩下了“小姐”。同样，对于有些作奸犯科的官员、“为富不仁”的商人，如果有暴烈的社会运动，除了“贪官”“奸商”他们是否还有其他身份？

　　至于自我施加的单一身份认同，我们常会见到这样一种场面：一个人在慷慨陈词之后，以“因为我是中国人”结尾，便会获得台下如雷的掌声。有时候也会构成一种强迫，如“你什么也不是，但你必须是一个中国人”。单一身份认同的观念往往将世界简化为两个国家，一是中国，二是外国，而外国不是中国之外的其余地方，而是与中国对立的另一半。所以，当郎平执教美国排球队与中国队竞赛的时候，有人会问她“你为什么背叛自己的祖国？”对于世界上允许双重国籍的国家，许多人更是不解。他们会设想一个尴尬的局面--如果两国开战，你到底忠诚于哪一方？

　　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在人的“多重归属”的基础上，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中提到了“多重忠诚”的问题。除了忠诚于自己的国家，忠诚于本国的亲友，你还可能因为忠诚于异国的恋人，忠诚于自己乃至人类的良知美善而努力阻止一场发生于两国之间的战争。

　　“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混战”。这个世界已经承受了太多的惨烈与混乱。为什么强调我们是公民，乃至世界公民？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公民身份之价值，不只在于强调身份的平等性，为社会划一道底线，也在于通过建立并强调这种统一的身份认同使每一个个体拥有尽可能多的身份认同与救济渠道。

　　和垄断一样，别无选择是一种暴力，当我们只能选择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也在选择一种暴力。正如阿马蒂亚·森所看到的，坚持人类身份毫无选择的单一性，哪怕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观念，不仅会大大削减我们丰富的人性，而且也使这个世界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进一步说，单一的身份认同是我们施加于自己或者他者身上的一种暴力，它不仅使人类变得渺小，而且一盘散沙，甚至互相为敌；而承认我们身份的多重性，并非不现实地说我们都是一样的，回归于一种单一性，而是像诗人多恩所承认的那样“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小至一城一池，大至东南西北，最大程度感受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以开放而宽容的心怀体味自己与他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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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那时，傅斯年主张没收孔、宋的家产，胡适也不同意，不是因为他同意孔、宋，而是因为这样做， 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很容易成为一种“清算”。 （丁东编：《思想操练》）
过去只听过傅的壮举，未曾闻听胡的态度。看来，胡至少在此问题上确实胜人一筹。不愧是一个时代的思想领袖，考虑问题确实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公共知识分子。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傅的态度也并未大错。除了个性使然外，这样的人的存在，总是使得社会能多一种也许是非正式的制约力量吧。参差多态的社会，尽管看起来不那么美，可在大多数情况下，总能避免人为大灾难的发生。

27．胡适日记载，“罗（隆基）君自认为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丁东编：《思想操练》）
最后一句，颇切中要害。不过，自罗隆基方面而论，因受压迫而对对手生出非理性的愤恨，也算一种普遍人性的表现吧。在打击第三党势力上，蒋介石确有不妥之处，虽然所谓第三党，各各加在一起，在现实政治的表现上，其实也不过就是个反蒋联盟而已。而对于某党而言，它们则更只是利用对象罢了。

28．“蒋介石以军事起家，本应知道军事的重要，可是却在大战硝烟弥漫全国之际，没把军事放第一，相反却把许多经历放在开‘国大’，选总统，而此时国内危机已到了爆发的临界点，1948年2月，甚至出现‘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击伤市长，舞女结伴捣毁社会局’等事件……情势既如此恶化，为什么还要举行‘国大’，是蒋要虚名？还是要政治合法性，凝聚全国朝野的反共意志？有资料显示，在这个问题上他或许受了冯友兰的影响，1943年，冯友兰给蒋介石写信，劝他要搞民主宪政，不能重蹈前清失败的覆辙，蒋介石阅之落泪，”1945年后，蒋果然之。（高华：《革命年代》）
虽然关于蒋受冯观点的影响一事尚待考证，虽然前两种猜测似乎更符合政治人物的行为逻辑，但真实的历史，即使是在看似风光的最高层那里，有时也真是饱含了辛酸。

29．在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如何调适民族性与现代性是一个既牵涉到民族感情，又涉及社会利益的再分配的复杂问题，处理方法上的得失往往决定了社会变革的规模、范围和整个国家的面貌。毋庸置疑，虽然最早从欧美国家展开的现代化已提供了实行现代化的某种示范，然而非西方国家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发展具有自己特征的现代化的形式。民族主义和民族传统是所有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础，离开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征，照搬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并不能真正使本民族复兴。但是，任何民族特征的社会发展模式又必须具有可与现代文明相通的现代化因素，只有把现代性因素融入本民族文化传统，对传统进行革命性的转换，刺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增长，才可能为社会变革提供联系历史与现实以及未来的源头活水。然而如何在操作层面具体调适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并不单纯是一个学理问题，它固然与统治阶级是否具有推动社会变迁的明确的意识有关，而且变迁本质上是社会的解构与重构的过程，直接牵涉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占据政治体系中心的统治阶级与传统社会势力的关系及其政策取向，对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结合，必然产生决定性影响。
    中国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所遭遇的严重挫折正是统治阶级顽固维护统治集团利益，拒绝以现代眼光看待变化着的事物所必然导致的结果。统治阶级的传统取向使其无法有机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故而不能为中国提供重建政治共同体所必需的新的制度结构和能被社会各阶层人民共同接受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
    20世纪20年代以后，指导国民党政治行为的基本思路是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的统治策略。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以蒋介石为核心，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传统政治色彩，高度集权的新军事强人的统治，以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社会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促进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国家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进行快速积聚，因此，确立权力中枢的权威，由国家对社会实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性指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利用传统建立权威以积累人力与物力资源，并不能真正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权力中枢的权威必须建立在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只有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经济结构才能真正促进权威的确立，并有效积累社会资源。反之，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私利，利用传统抗拒变革，拒绝容纳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忽视社会变革的全面、协调的推进，就很难获得社会成员对现有秩序的支持，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既不能真正建立，社会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也难以集中。
    在蒋介石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指导下建立的国民党的制度结构，保留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大量痕迹。首先，国民党的政治制度功能分化缓慢，权力高度集中，一切权力最后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国民党的政治体系完全排斥权力制衡关系，既不存在党内制约，也不存在社会制约。
其次，一党专政的巨大封闭性排斥了带有根本意义的社会变革，蒋氏集团以“中国国情”为由，拒绝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拒绝为中产阶级提供可以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参政渠道。为了维持既存的社会结构的稳定，蒋介石把一切要求改革的社会力量均视为是对自己权力的威胁，以“保卫民族传统”为旗号，不惜诉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统治方法，基本放弃了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冲突进行调节的和缓方式。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统治者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它的统治一直缺乏稳定的先决条件，其制度运转的动力并非来自社会各阶层对它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统治。事实证明，国民党对于社会转型的适应是失败的，由于国民党不能把社会变迁的新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因此国民党不能提供政治制度化的过程，各种群体的要求必然超出这个过程而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中心，最终取代国民党的统治。
……
作为后发展国家，把若干传统的因素纳入制度框架之中，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经过选择和转换的传统因素，可为现代性因素提供赖以发育、成长的土壤；同时，体现了历史继承性的社会变革又可减轻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文化脱序和社会震荡。但对传统的借助必须有一个质的规定的限度，一旦越过某种界限，大量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就可能对现代性因素构成阻滞，最终吞噬现代性因素。
……
由于固守传统，拒绝了全面的社会改革，新传统主义融合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努力必然遭到失败，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就只能成为口号和说教，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国民党集权政治结构的僵硬、保守，决定了它难以整合社会转型中产生的各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官方的意识形态也不能把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价值纳入其主要象征，并植入制度框架；这样，1928年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最终使国民党不能完成重建政治共同体的任务。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

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后依归应为国家统一与人民自由幸福的有机统一，两者互为依赖，缺一不可。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如果人民基本权利受到轻视，则极易演变为独裁专制国家，而这种独裁国家并不能走向现代化。同样，现代民族主义不仅包括对国土、主权的维护，而且它也包含对已革新的民族文化的认同，在民族危机的形势下，民族文化尤其能发挥凝聚人民的作用。但是抗拒或限制变革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一个惯用方法，就是以保卫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为号召，刺激、煽动狭隘、保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维持传统的政治秩序和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这就使得中国的变革往往夹缠许多无谓的纠葛，反复循环，不断重演，极大地妨碍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结果，在统治集团的有意识的误导下，尽管新思潮竞相引入，但除知识阶层外，大众心理的变化并不显著，中国人传统的强调差序格局的依赖型的权威人格并未改变。在政治、社会生活领域，人情关系、地域、派系、权谋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素，构成了政治行为与社会人际交往的普遍范式。作为推行现代化的主体的以强调人的自主性为特征的人的观念与行为的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很低，严重阻滞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这样，如何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民主之间建立互动的协调关系，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合理地利用注入了变革因素的民族主义，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为中国变革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要求相背离，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制造了无穷的困难。执政者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作出反应时，世界观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它固然严重影响了执政者对外部知识的鉴别能力，但维护既得利益则是最重要的因素，统治者只有在变革无碍其统治的前提下才能对变革作出有限的反应，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保存既得利益，惯于利用民族主义抗拒变革。（高华：《革命年代》）

今日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