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碟，人，事——我的年终盘点
在2009年，值得一说的，有书，有碟，有人物，更有公共事件。
一．书
年底结帐，发现这一年间还是读了几本书的，虽然没有大部头，却一直读得很愉快，这就够了。读书，多半不就是为了求快活吗？
《欧洲精神》是今年读到的最合我心意的书。作为一名法国思想史家，作者把目光投射到中东欧这块在20世纪多次被极权主义伤害的土地上，投射在以米沃什、帕托什卡和毕波为代表的思想者身上。现代化中一切僵硬的东西，不论是东西方世界里相互对峙的意识形态，还是在某些时候将人的尊严贬低至可笑地步的“先进技术”，甚或是现实中或隐或现的肆无忌惮的公权力（今天，它仍是世俗意义上的“人性”的最大敌人），都没有逃过他们饱含人性温润的眼睛和笔端。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诗、哲学论文或政论——将反思留给了后世。今天，当我们阅读这些文本，不仅为其观点所折服，更为那妥帖得能够抚摸到读者心灵最隐秘处的表达而深深感激他们。因此，我必须说——尽管有点伤感——那片土地的柔软依然让我羡慕不已——当然，这也可能是远距离叙事产生的效果。
《三生镜像》是作家聂华苓的自传体散文合集。从兵荒马乱的“战国”，到其后两岸“秦政”对知识者不同程度的专横，再到世界各国“持不同政见”作家的聚首，战乱之年的家国之痛、无地自由的忧伤、惺惺相惜者之间的友谊，加上作者私人的缅怀，就这样如行云流水般展现在我们面前——尽管在今天，它还不可能是毫无保留的——俨然一部二十世纪的沧桑画卷，读后让人不能不唏嘘。
对《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这本书而言，最有意思的一句广告语就是：柏牧师是当今“一哥”赞赏过的一位英国人。顺便说一句，皇上盛赞柏牧师的理由是，他所开创的石门坎教育，为我党培养出了××名(具体数字不记得了)处级以上干部。看来，资本主义新教牧师的影响力，要强过社会主义的学校教育一百倍，呵呵。然而此书真正值得一读的，是对柏牧师献身精神的细微刻画。不过，也许是受到材料的限制，全书对柏牧师的生平叙述还算不上翔实，这也是美中不足之处。
《燃烧的多瑙河——1956年匈牙利事件真相》是一本难得的书，值得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者如我，或者是生活在那个年代，却不幸被官方叙事活活蒙蔽过一回的人好好读一读。当然，作者也尚未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言不由衷的叙述夹杂在某些段落里，颇有点隔靴搔痒的意味。不过对真相的披露总是十分可贵的，尤其是在这样的时代里。
《上海生死劫》的作者郑念，今年以94岁高龄在美去世，由此掀起了阅读该书的热潮。作为一名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曾经的“高级买办”，作者在文革期间遭受了长达六年半的无妄之灾，出狱后又遭受了失去爱女的打击和不间断的监视，而这一切的起因，据说不过是因为其卷入了连自己都不曾知道的高层政治斗争。该书以英文写成，行文细腻、流畅，又不失恰到好处的幽默与讽刺。有小道消息说，作者对80年代的那个译本不甚满意，而我找到的，恰恰是那个译本，感觉还是蛮不错的，至少今天的年轻翻译者，很难有老译者的那种漂亮文笔了。不过话说回来，无论如何，我相信该书在境内出版，一定是删了节或被修改过的——里面充斥着对“当权派”言过其实的赞誉，尤其是在全书后半段，也就是叙述作者劫后经历的那部分。
今年读过的书还有一些，在此不表。
二．碟
今年看的碟不多，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一九八四》、《挽歌》、《反抗军》、《古老的庭园》、《华丽的假期》这几部。
《一九八四》所描述的世界看似荒诞，但决不会比某些国家在绝对极权时期的景象更可怕。我两眼看着电影镜头，头脑却仿佛回到了那些可怕得骇人的年代，“自由，就是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我实在不知道是应该赞叹作者的天才性预见，还是应当慨叹历史的无情，硬是把现实当成了实现它意志的舞台，把纸面上的死故事给演活了。但是，也正如片中的主人公Winston在受刑时所说的，你们不可能成功，因为你们不可能战胜生活（大意）。
对现代人情感生活的反思构成了《挽歌》的主调。一位讲授文学评论的大学教授，在课堂上偶然遇上一名女学生，为她身上散发的青春气息所吸引，于是开始谈心、交往……这是最常见的师生恋的开头。然后，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他，一名《纽约客》的撰稿人、两周一次在文化评论栏目中上镜的学者，爱上了她，一个来自古巴的女大学生。在此之前，David(男主角)也许有过无数次与女学生的艳遇，然而这一次显然不同——他们彼此互相吸引，难舍难分。而David的担心却也由此而来：他年长她三十多岁，他觉得总有一天，她会离他而去。会有一个男孩把她从自己身边带走，就像自己当年做的那样。就像所有热恋中的男女都会遇到的那样，问题很快出现：David不愿陷入婚姻的“监狱”，为此，三十五年来他一直在逃避，甚至在当年抛下了伴侣和儿子，扬长而去。他显然知道自己无法承受即将面临的重负，对他来说，这种恋爱的感觉，，就像是“过山车”。于是，当女孩邀请他参加自己的毕业酒会、带他去见她的家人时（一年半以来，人人都知道她在和他的教授、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约会），他依然选择回避，他试图以拙劣的理由搪塞过去，却深深伤害了女孩，她不再跟他联系，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当他再一次听到他的电话录音的时候，他认为一切都过去了——她要结婚了，事先来通知他，希望得到他的祝福。然而她来了——病了，也许不能不能再给他什么了，于是要求他留下自己的影像。当他从医生（最终与他和解了的儿子）那里听到她的情况时，他终于下决心把她带回了自己的生活中……影片的叙述和缓而有分寸，没有一处让人觉得突兀的地方——这恰恰许多爱情片常犯的毛病。此外还细腻地刻画了一系列其他人物：对朋友有情有义、对妻子冷若冰霜、艳遇不断却在生命临近终点时回归了家庭的诗人Goerge、男主角曾经的学生、与之有着二十年恋情、如今早已不再年轻却依然爱着他的Catheline、对家庭怀有深厚感情却又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别人的Ken……从这群人物的故事里，我们读到了纽约人爱情生活中的种种隐痛，而这也是世间所有男女都可能经历的。正是这样的日常性，使影片显得如此隽永，留给了人多重的思索与回味。
《反抗军》是基于真实的故事创作而成的。影片中的主人公、犹太兄弟 来自维尔诺（那是米沃什的家乡），父母和妻儿都被盖世太保控制下的当地警察杀害了。他们先是开展了复仇行动，干掉了那个为盖世太保干活的警察头子和他的两个儿子，然后为了投奔他们营地的人能够活命，又趁夜抢了当地人的粮食。但是，那个哥哥说，他永远忘不了杀那个警察和他儿子们的时候，目睹这一切的警察妻子那种绝望、哀怨的眼神，他无法忍受这些残忍的东西。不过当然，他们也得为生存而战斗。最终，他们所率领的这一群人——据说是全白俄罗斯唯一自由的犹太人——战胜了德军和当地武装的进攻，战胜了俄国人的狡猾，战胜了寒冷、饥饿、内部的纷争，在森林的掩护下，有两千多人活到了战后。这其间的生活，有死亡，更有希望。
《古老的庭院》是一部以1979年韩国光州事件为背景的爱情片。片中主人公在参与这一事件后便逃离了光州，与在逃亡路上相遇的女主人展开了一场观众预料之中的爱情。可以想见，以这样的大时代为背景的爱情故事，不论是在银幕上，还是在现实中，多半都是以悲剧收场的。这部片子的编导大概也不想在这一点上刻意别出心裁。男主人公不久就因受不了良心的折磨而返回事发的那座城市，等待他的，自然只有牢狱之灾。近二十年后，主人公重返社会，寻找恋人，却发现她已带着对自己的无尽思念和期盼故去，却给他留下了很多很多封的信，以及他们的女儿。影片主体部分，对于那段既甜蜜又凄楚的爱情的回忆，就随着男主人公在有着古老庭院的屋里读信而徐徐展开。影片结尾处，主人公与他未曾谋面的女儿见面，还谎称是她父亲的朋友，但女儿在最后道别的时候，以年轻人特有的方式，貌似漫不经心地加了句“爸爸”。然后，那个被人称作“爸爸”的曾经的勇敢青年，就那样含着微笑，默默地目送着女儿走向她自己的人生……
如果说《古老的庭院》对光州事件的叙述是侧面的，而且更侧重于描写大时代中个人的命运，那么《华丽的假期》对该事件的叙述则是采取了“直击”的手法，全面展示了光州事件中民众的表现。就是那些人，就是那些日常看似平庸的普通人，当危机伴随着希望共同到来的时候，他们展现出了多么高贵的勇气，迸发出了多么巨大的能量，尽管在决意行动之前，乃至在整个行动的过程中，他们仍然需要不断地去战胜自己心中的恐惧、犹疑和对亲人的愧疚感，但最终，他们不但战胜了自己内心的胆怯，而且战胜了强权。尽管在现实的物质力量对决中他们全军覆没，但他们的精神，却是任何强权所属的物质力量都永远无法战胜的。
三．人
说到人，其实更准确地说，我想谈论的是“逝者”，也就是今年去世的几位公共人物。
首先是季羡林。早在老先生去世之前，关于其秘书的劣迹就已经被媒体曝光，闹得沸沸扬扬。季老一生，即使不算近几年不断推出或重版的无数个版本的自传或人生感悟之类的作品，也已经早已著作等身。他在专业领域，如印度哲学、中外交通史等方面的研究，年轻一代恐怕望尘莫及。而季老最可称道的道德担当，当属晚年写作《牛棚杂忆》并担任“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的主编。正是由于他的威望，这类颇有些敏感的书才有可能进入公众视野，使人们有机会从另一个视角去了解中国当代史。
提到反右运动，今年九月末病逝于巴黎的林希翎女士，无论在反右当年，还是在其后的所谓“改正”中，都堪称标杆：她是当年的学生右派中极少数不予“改正”者之一，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硕果仅存的、唯一为官方所“承认”的“右派”，人称“右派活化石”，难怪有朋友在其逝世后说：“中国终于没有右派了。”不过历史的吊诡似乎在于：反右当年，几乎所有被打成“右派”者，都不承认自己是官方定义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一员；而几十年过后，当官方颇为“轻巧”地宣布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 “右派”“改正”，仅留下极少数人作为标本，以彰显“反右正确”之后，不仅当年的右派群体本身，而且还有社会公众，都仍然“固执”地称其为“右派”，尽管官方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早已不愿对他们用此称呼。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右派群中的最年轻者，都已经由一脸稚气、二十左右孩子娃，变成了历经沧桑、七老八十的垂暮者——还不算几十年间病死、饿死，乃至毙命者——却仍然与多少受过类似伤害的人们一样，迟迟等不到一次郑重其事的道歉。那么，还要走多远的路，才能看到这一天？
曾被季老盛赞“骨头硬”的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也在今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虽说读过经严重阉割后被人译成中文的作者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但可怜我直到最近才得知杨先生在七十五岁高龄时的壮举。先生的旧体诗也是真好，收入《三家诗》一书。
杨宪益少年时是公子哥，也是奇才；是读书种子，也是革命者。身处那样的时代，大凡有点抱负的，谁不曾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呢？而今，这样的奇人是越来越少了，看来我们越来越像是真的“走进新时代”了。
四．事
2009年，公共事件层出不穷，至少我的感觉如此，也不知是否以前上网少、孤陋寡闻的缘故。以下仅选择几件来简单说说。
邓玉娇事件确实是因为某些人实在太过分才引发的。然而“一叶知秋，异地皆然”，难道不是吗？这一事件暴露出的，其实是社会生态的极端恶化。
公盟事件的起因是“税”。西谚说：“无同意，不纳税”，在天朝却无疑仍是一个理想。当然，公益组织如何在为别人维权的同时维护好自身权益，但同时又尽可能注意自身运作时在技术层面的细节，稳扎稳打实现自己的目标，是一个值得思虑的问题。
唐福珍自焚、潘蓉“抗法”、番禺垃圾处理厂事件，所有这一切事件的产生，都源于公权力对其所面对每个具体公民的财产权或人身权这样的头等大事的漠视。于是，公权力除了把人逼到一个程度以外，剩下能做的，也就只能是自尝苦果。
年底的“刘君”事件，也许将长久地成为中国公民社会构建中的不可逾越之痛。据说刘先生在法庭的最后陈词中说，他希望自己是中国因言获罪的最后一人。此言颇具壮士之豪气，符合其个性，也道尽了其良苦用心，但恐怕仍过于乐观了。
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公权力对公民权肆无忌惮的侵犯。好在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成长，尽管随着国家政策的朝令夕改遇到了不少阻力，但大势所趋，恐已不可逆转；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中国人的权利意识都在茁壮成长，尽管仍遭遇着阻挡上访或是暴力拆迁这样的伤心事；中国的媒体，也正在不断试着冲破人为的藩篱，尽管未来也许仍会有主编被撤职，留下的人，也还需要写无数言不由衷的“检讨”，但破局的希望，不也正蕴藏在所有这些看似缓慢而艰难的进步中吗？
也是在今年鹤驾仙去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有过“历史三峡论”，预言中国运气好的话，将在2040年左右实现宪政转型。我曾认为唐公此言恐过于乐观。但在这个冬日，当我听到一位并未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孩对我说，我们需要言论、信仰自由、需要保障人权的时候，当一位自称“愤青”的大学毕业生对我就中国问题侃侃而谈，说政府需要好好考虑如何保护农民权益，且言语中充满了对社会、对民族前途的忧虑的时候，当我隔着饭桌，听见一位五十开外的妇女在谈笑间对北韩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时候，不知怎么地，我的心里居然真的开始感觉到充满了希望。
但愿这希望不是虚妄的，我只能谦卑地希望。
